罗利军在沪郊金山收割新稻种“八月香”
与世界节水抗旱稻研究的开创者、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研究员结识，已有二十多年了。他有一肚子的故事，都与土地相关。
老罗长期从事农业基因资源的保护创新与评价利用研究，取得了节水抗旱稻从0到1的重大突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与技术进步奖等众多荣誉。
其中，他主持的“水稻遗传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项目，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是上海市农业领域在此奖项上“零的突破”。
他的团队建立了国际先进的作物抗旱性研究平台；构建了栽培稻节水抗旱核心资源；鉴定克隆了50个抗旱相关基因；选育出包括籼型、粳型、常规和杂交四个系列的节水抗旱稻新品种（组合）；通过国家审定，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
老罗的研究成果，是理解了土地后的回报。在他看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也是把论文写在国情里，写在大地之上人们的喜怒哀乐中。
难忘“那一年”
老罗是湖北咸宁市崇阳县人，按理与乡村和土地自小根脉相连。不过，要真正与土地亲近，与土地里的“呼吸与脉搏”相互感应，哪是容易的事儿呢？老罗父亲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在老罗的印象中，自己小时候接触农田的机会并不多。考大学填报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农”字头专业，更多是中学老师对他的期望、鼓励。
武汉是老罗第一眼看城市的地方，也是他真正了解农村的一个起点。他本科毕业分配到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农业局工作，一年后“考研”。对这一年，老罗至今感慨连连：“那是关键的一年，也是最最难忘的一年”。
那一年，他先是作为基层推广站技术员，下到田间地头，帮助推广杂交水稻品种，做满一个生长季，明白了一点农田里的“阴晴圆缺”。农民接受稻种，试种稻种，养育稻种，随时都有问题提出，但农民是带着自己的经验、观察和想法来提问的，不需要技术员对着种植手册照本宣科地“朗读一遍”，而需要一起看、一起想、一起积累经验。农民把技术人员当作“老师”，但农民在田间地头积累起来的“一线经验”，也是一本生动的教材。
那一年，21岁的小罗还与县里干部一起，在农村连续几个月蹲点调研，跑了许多地方，见了很多人。一位经验丰富的乡村干部的一句话，让他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上一直受到启发。那位干部说，在一个公社，搞一个村，搞一户、一块地，搞好了，搞透了，比跑多少个公社、多少个村都有用。
小伙子最后选定一个村“定点调研”，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农村农业的日常运作中，慢慢感受到了“乡村脉搏的跳动”，感受到喜怒哀乐都有的生活，这是乡村真实的生命力。
在那时小罗的眼里，“农”字头，已经不仅是泥土、土地，它有它的“心跳和感情”。这个“农”字观，贯穿了他一直以来的学习、生活和研究。他一直觉得：农业成果，落实在泥土里、土地里，推广的成绩再好还说服不了他，只有与土地的“脉搏”和“喜怒哀乐”一致了，才能够放下心。
老罗回到华中农大读研，师从著名农业种质资源专家谢岳峰教授，从事国内稻种资源的调查、保护与研究，先后前往云南、海南、广西进行实地考察，寻找历代农业先民与土地的互动中在稻种里“深藏”的农业基因与生命活力。
他也记下工作“那一年”在推广站与农民的交流，读研期间与学校里的研究生一起创办面向基层农村的致富培训班，最多时有100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老一辈农民的经验哪些可以继承、新一代种田哪些可以创新、怎么进行成本核算、怎么规范农事操作、怎么了解耕作制度、有哪些别人的致富经验，农民们“实打实”提出的问题，是研究人员宝贵的财富。研究生们针对这些，自己找材料、动脑筋、编教材，把一个个“问号”搬到培训班里讨论和研究。老罗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那一本“自编教材”。
研究生毕业后，他到位于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工作，后又到总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进修9个月，上世纪90年代后期跟随谢岳峰教授在职读完与美国合作的博士课程。研究的主题都是种源调查、保护与开发的技术体系和实践路径。
他从来没有忘记在土地和种源里感受到的“心跳和活力”，他喜欢在各地跑，带着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走进科研办公室，坐到书桌边。他觉得这样写出的论文，有“泥土的清香”。
“什么都好”与“什么都不好”
罗利军团队进上海，也是种质资源牵的线。
1998年6月的一场梅雨，把上海市农科院的试验田淹了，许多珍贵资源“泡了汤”。不少农科老专家痛心疾首，提出“建立标准的种质库刻不容缓”。2000年，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库立项，是当年上海市的十大实事工程项目之一。
经专家介绍，当时的上海市农科院领导前往中国水稻研究所拜访罗利军团队。此时他已是博导，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国家队”到“地方队”，又要离开生活多年的杭州，罗利军颇为犹豫。上海相关领导“八顾茅庐”，去杭州与罗利军面谈，答应将他的整个团队11人一并引进，依据罗利军的建议，原定“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库”改名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在原本只做基因资源收集保存的基础上，增加对基因资源的研究利用。
20多年里，罗利军带领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保存种质资源，构建了水稻育种与基础研究的遗传资源平台，基本解决了我国水稻育种和基础理论研究中遗传资源缺乏问题；建立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一库三系统”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体系，实现了种质资源库全程信息化可追溯管理，安全保存了93科360种23万余份动植物、微生物种质资源，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和全国最大的生菜种质资源库，使我国水稻遗传资源保存量增加130%以上，成为全球保存量最多的国家。
罗利军团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节水抗旱稻研究”是在中心完成的：
2003年，沪旱1a通过专家现场鉴定，为全球首例旱稻不育系；
2006年，育成的首个杂交节水抗旱稻旱优2号和旱优3号通过审定；
2010年，系统提出节水抗旱稻的学术思想与培育策略。
其实，节水抗旱稻的思路创新，孕育的时间更早、更长。如今回忆起来，源头上的几个故事，应该是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他记得1988年10月下旬，到国际水稻研究所进修前，一口气跑了国内好几个地方，考察收集稻种资源。在广西考察时，在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山坡上，第一次见到传统的旱稻。当地山民一般在清明节前进行刀耕火种，10月中下旬开始收割，产量低，但整个生育期不需管理。望着满山的旱稻，老罗“被其顽强的生命力所震撼”。以往许多研究认为，水稻是基本型，而陆稻则是为了适应土壤水分变化而形成的变异型。但直觉却让他相信，旱稻的生命力“更原始、更野性，也更为内在”。
还有一个思想上的火花，来源于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资料室里一次随意的阅读。当时翻读的是一篇经济学家所写的文章，其中有两组数据一下子“击中了他的神经”：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0%，而水稻用水占农业用水的70%。两个“70%”，让他头脑里的“水稻”研究，变成了“水·稻”研究。水是一个问题，稻是一个问题；不谈水的问题，稻的研究就是“跛足”、不全面的。中国是缺水国家，水稻的发展必将受淡水资源的限制，生态环境和生产活动间的矛盾必须正视和面对。
还有一条“潜脉”，恰恰就在他最早研究的超级稻。1995年，他主持选育的第一个水稻品种“协优413”，是我国首个三系法亚种间超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在这个研究方向上，老罗感受到的那个“土地里的脉搏”在开始变弱。他发觉，他的研究图谱里的“理想稻”变得越来越“娇贵”。它“什么都要好”，需要“大水大肥”，需要质量条件上佳的田块，需要好的气候，需要“好上加好”。但是，老罗“喜怒哀乐”的“农”字观告诉他，在一定的范围内，现实的情况是“什么都不好”：没有那么多的灌溉水，过度施肥引发的土壤和环境问题已经显现，水稻生产中的碳排放问题已开始引起关注，国内相当比例的农田是“看天吃饭”的望天田和中低产田。
老罗说，科学研究很容易走上一条“追求完美”的歧路，希望用“什么都要好”换来“什么都好”，这样的成果，即使实现了，也只能“供养”在一个“盆景”里、一块特定的田地里，很难落实到大地里，更落实不到国情里。农业科研真实的脉搏，应该跳动在用“什么都不好”争取到“什么都好”的现实之路上。
从“潜脉”，到“火花”，到酝酿，到成功，凝聚了罗利军团队的心血，从1万个种质资源里选出一个旱稻保持系，之后又筛选出129份旱稻核心资源。从旱稻中一步步搞清抗旱性，将旱稻的优势和水稻的优势结合，最终育成节水抗旱稻，可实现节水50%、节肥47%、减少碳排放90%以上，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深远意义，也为解决生态环境和粮食安全难以兼顾的难题提供新思路。
老罗从不搞“对立”，在看似矛盾的地方“统筹兼顾”，吸取养分。前期超级稻研究的精华，并没有在他后来主攻的节水抗旱稻中消失。因为他知道，保证产量，实现高产，让全体中国人“吃饱肚子”，也是最大的国情。把论文写在国情里，需要用辩证统一的思维。他尊重把论文写在国情里的所有前辈专家。在与老罗接触的20年里，记者注意到，凡提到袁隆平，他一定毕恭毕敬地称“袁先生”或“袁老师”。
获奖之后
2021年11月，罗利军主持的“水稻遗传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项目，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之后的老罗没有变，说起话来，还是直来直去，有啥说啥；他的办公室没变，还是普普通通的那一张办公桌，墙上的布置也没什么大的变化，没在什么显眼的地方让人一望而知这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获奖者。
获奖之后，老罗想得更多的是继续为节水抗旱稻“搭脉”，感受新的脉搏跳动。他觉得，论文写在国情里还可以继续向“细化”的方向推进，进一步把论文写在“区（域）情、省情、市情”里，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感觉其“土地的心跳和活力”，呼应其本乡本土的“喜怒哀乐”，做不同的节水抗旱稻的文章。他先从上海和长三角做起。
一个8月初的日子，正是一年最热的时节。记者接到老罗的电话，他说：“你最近有空到上海金山的廊下镇来一次吗？我们节水抗旱稻有了一个新品种，叫做‘八月香’，米质好、收获早，完全可以成为沪郊第一镰。我以前给上海市农业部门的领导许过一个诺，节水抗旱稻科研总部在上海，一定要为上海农业作贡献。我现在要兑现承诺。”
这是一个好消息。老罗的科研团队当年进上海，不少人起了一点疑问：上海滨海沿江，水源丰富，根本不缺水，为什么要把节水稻的研究放在上海？老罗总惦念着：要为上海的现代农业具体地作一点贡献。如今，为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特制”的细分品种“八月香”，源头基地选择在廊下，正在向沪郊和长三角地区延伸。
这一细分战略，罗利军团队正在推向北方、华南、西南等区域，并且明确了节水抗旱稻生产应用三个主要方向：一是在高产稻田，可实现直播旱管，从而改变水稻传统种植方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二是在传统旱作田块，特别是传统种植玉米、大豆的低洼易涝地，可实现农田增值农民增收；三是基于目前农田占补平衡，对于一些“山改地”“旱改水”田，实现基本农田上山，扩面稳产节本增收。
老罗的思考正在进一步深入，他觉得在未来的研究道路上，节水抗旱稻绝非一个具体的稻种而已，而是一种“新的方法和体系”，如果能够不断把准土地真实的“脉搏”，有望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稻作”文化，建设自信力最强的中国现代农业。
老罗不止一次说过，中国是水稻大国，稻谷面积世界第一，稻米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如果在稻米的研究上，中国拿不出几项自主研发、世界前沿、领跑带头的重大成果，实在说不过去。应以节水抗旱稻的节水、节肥、节省劳力等特性为基础，推动中国传统水稻种植方式获得革命性转变，在新时代、新农人、新的产业环境中“长期管用”。
目前，全国节水抗旱稻全产业链创新联盟已经成立。中心近期也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成立了节水抗旱稻绿色产业研究院。中心科研团队总结了20年来在节水抗旱稻理论与应用研究中的发现，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了文章，向全世界提出水稻“蓝色革命”观点，即通过创新培育节水抗旱稻，实现旱种旱管的稻作生产模式，使水稻生产摆脱对水的过度依赖，大幅减少稻田温室气体排放，促进水稻生产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可持续生产方式转型。
团队最新确立了节水抗旱稻“1522”发展目标：“1”：新增水稻种植面积1亿亩；“5”：增产稻谷500亿公斤；“2”：减少200亿吨水稻生产用水；“2”：减少200亿公斤二氧化碳当量的甲烷排放。
老罗和他的团队，获奖之后“再出发”……